首页 > 正文
江苏婴儿癫痫病能治好吗,江苏看癫痫病那个医院好,杭州治疗羊羔疯要多少钱

上海有没有专业治疗癫痫的医院,上海看癫痫的医院在哪里,安徽哪个医院治得好癫痫,上海有没有治愈癫痫病的医院,浙江有哪个医院能治疗癫痫,在上海看癫痫病哪家医院好啊,上海的哪家癫痫病医院好,浙江治疗老年人癫痫病费用,江苏哪个医院能治癫痫病,杭州治疗癫痫病医院那家好

  原标题:控诉日军细菌杀人 我不放弃

细菌战受害者经常聚在一起,商讨如何对日诉讼。

  

  

  11月4日,是常德细菌战受害者纪念日。每年的这一天,一群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就会聚集在一起,共同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,商议对日诉讼索赔。70多年前,日军对中国发动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,仅湖南常德,就有超过1.5万人因感染鼠疫而死亡。而今年,前来参加集会的细菌战受害者明显减少。

  “1997年,我们有61位原告参与对日本细菌战的诉讼,现在只剩下21位,2/3的人已经去世了。”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常务副会长徐万智叹息说。70年过去了,细菌战对他们的伤害依然在延续。有人截肢截瘫、终生残疾,有人全家遭戕害,只剩一根独苗。20年间,来自湖南常德、浙江丽水、义乌等地的细菌战受害者开展了对日本的细菌战诉讼,但日本法院却始终拒绝赔偿。但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从未放弃,他们一直在抗争。“日本政府必须承认这段历史并做出赔偿,这件事情我们要世世代代进行下去。”几乎所有的细菌战受害者都态度坚决。

  

  

  

  

  86岁的张礼忠时常回忆起75年前的那个早晨,父亲挑着四弟和五弟的尸体,把他们安葬在郊外的乱坟岗。那种刺心的痛,他一辈子也忘不了。1941年11月4日,日军在常德空投鼠疫菌,张礼忠家中共有6名亲人在两年内丧生。从1998年开始,张礼忠开始搜集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战的罪证。几年走村入户,他整理出一份7643人的受害者死亡名册,成为日军当年在常德实施细菌战的铁证,并被日本法院采用。从1997年开始,日本法院三次判决,都拒绝向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做出赔偿。张礼忠先后6次自掏腰包到日本参加诉讼,并在日本发表演讲,讲述日军当年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。他说,他不会放弃,这是一辈子的战斗。

张礼忠

  

  张礼忠的头发几乎掉光,眼睛眯成一条缝,身材异常瘦削,满脸皱纹写满了沧桑。杂物间,几十捆发黄的材料堆在墙角。这是几万件日军当年用细菌战残害常德百姓的照片和文字材料。75年前,他一家13口在日寇的细菌战中只剩3人,每次说起这些凄惨往事,老人都会伤心得好几天吃不下饭。

 

  老人拿着拍摄于1938年的一张全家福给记者看。当时,张礼忠还叫张国珍,6岁,排行老二。当时,他的家中有13口人,还有奶妈、佣人、丫头以及两个学徒,住在常德城区最繁华的高山巷口常清段。父亲张金庭开着一家刻字店,因为有一门刻橡皮图章的手艺,所以家境殷实。“当时我们家有200多平方米,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房间。”

  1939年冬,日军飞机轰炸常德广场,血肉模糊的尸体就放在街口,张礼忠吓得晚上不敢回家。1940年5月,日军飞机在常德投放燃烧弹,整条街火光冲天,他家的房子也烧成了灰烬。

  “天不怕,地不怕,就怕飞机拉粑粑(扔炸弹)”,这是张礼忠儿时唱得最多的歌。1941年的一次轰炸中,张礼忠的左边小腿被一块弹片炸伤。老人指着左边腿上一个梅花状的疤痕说。当天下午,警报解除后,街上的墙上血肉模糊,电线杆上到处都挂着人的五脏六腑和手、脚,防空洞里也有很多尸体,恶臭不堪。当时没有东西消毒,他随手抓起一把烟丝包扎,后来伤口感染化脓,双腿烂掉,医生甚至让他去截肢。直到1950年,他的双脚才痊愈。

  1942年4月的一天,两个弟弟开始发高烧。父亲请来一个郎中,郎中说是鼠疫。第二天先后死亡。“我眼睁睁看着他俩身体抽筋,一点点在我面前断气。”张礼忠泣不成声。奶奶用毛巾捂着嘴哭,都咳出血来了,生怕被保长、甲长知道,拉去火烧。第二天清早,父亲把两个弟弟放在两个箩筐里,伪装成睡觉的样子,上面盖着一层衣服。两具尸体放在一个木匣子,因为匣子太小,四弟的手还露在外面。

  

  祖母悲痛欲绝,到这一年冬天也病故了。祖父也于1943年9月感染鼠疫病故。

  当时家中还有一位40岁的奶妈,1943年常德会战时,所有人都在撤退,而她无家可归,要求留下帮张家看守老屋。一个月后,日军败走。张礼忠和父亲回到家,房屋尽毁,奶妈死在门外的土洞旁,尸体开始腐烂,裤子已经被扒掉,身上也有刀伤,显然是被日寇强奸后杀害。张礼忠哽咽得说不出话来,他双手捂脸,泪水从指缝中滑落。

  两年内死了6口人,房屋两次被烧光,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父亲也承受不了这种巨大的打击,成了植物人。1944年秋,他在逃难途中病死,时年43岁。此时,一个13口的人家,只剩下母亲、大哥张国彦和张礼忠三人。但父亲去世时哥哥只有15岁,还没有掌握父亲刻字的技术,怎么能养活一家人呢?母亲只好带着张礼忠哥俩到一个远方表叔的船上做工,当起了纤夫。大哥最终因为无人照料,得病后到处乞讨,1948年去世,时年仅19岁。“3年之间我家7口人被毒杀,现在只剩下这一张照片了。”说罢,又是一阵痛哭。

  “当时死一个人就像死一只鸡那样平常。”张礼忠说,镇上的两家棺材铺本来还有不少存货,鼠疫发生后两三天就把存货卖光了。后来死的人就只好用棉被、草席包着,抬到乱坟岗埋掉。后来埋人的地方都没有了,只要往黑瓦窑里塞,黑瓦窑满了就往枯井里塞,枯井塞满了就往河里扔。

  一开始,张礼忠家中有人死亡,还要请和尚、道士到家中做法事超度。到后来,因为死人太多,和尚、道士都不敢下山了。

  在西洞庭湖,有个大湖名叫毡帽湖,很多贫苦老百姓在湖边搭上临时窝棚,开荒种菜。但1941年11月4日清晨,装载着鼠疫细菌的炸弹在快要飞抵常德前,飞行员在检查投弹装置时,落了一枚细菌弹到洞庭湖中。毡帽湖柴山里的老百姓由于与世隔绝,不知道湖里掉下了细菌炸弹。有人划船到周家店、石公桥卖鱼时感染了鼠疫,带回了柴山村。

 

 

  1998年初,张礼忠从电视上知道了细菌战受害者要向日本索赔的消息。第二天他就写报告要求加入。一开始,儿子对此并不支持,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,索赔没有意义。但老人性格倔强,坚决要去当志愿者。

  张礼忠去走访时,很多细菌战幸存者嫌麻烦,也怕惹麻烦,都不愿意参与。细菌战受害者分布非常分散,他听说一个镇上有个道士当年专门给死者家里做道场,于是便找到他,顺藤摸瓜找出一连串当年的死者名单。66岁的张礼忠像小伙子一样骑自行车,每天穿梭在偏僻的山村。最多一天要骑100多公里。有时天气太晚,来不及回家,他就和志愿者们露宿在农户家中,顺便向他们打听线索。每天充饥的食物是自带的干粮,顶着酷暑,冒着严寒,走村入户座谈。

  由于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民间组织,张礼忠的所有花费都从退休金中支出。从1998年3月至2007年3月的10年间,他自掏腰包5万多元。有一些细菌战受害者瘫痪在床,无人照料,张礼忠有时也会接济一下。20年间,老人用在调查日本细菌战证据上的花费达10万元。

  最终,一份详细的细菌战死亡者名单,成为对日诉讼的铁证之一,被日本律师团、法庭所确认。据张礼忠调查,在常德,细菌战直接死亡的中国军民有7643人,大概有1.5万名常德平民在这场灾难中丧生。

  如今,岁数大了,张礼忠最大的担忧就是随着细菌战受害者陆续去世,这段历史会被人遗忘。最近几年,小学都没有读完的他出了两本书,记录这段历史,其中一本叫《铁证如山 不容抵赖》。每次孙子们回家吃饭,张礼忠就讲那段历史,“不管他们感不感兴趣,都要往他们耳朵里灌。”

  20年间,张礼忠先后6次前往日本参与诉讼,对日诉讼的每个时间点他都记得。1997年,常德部分细菌战受害者的61名原告,在日本友好人士的帮助下,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,经过5年27次开庭,终于做出一审判决。法院认定,1940年到1942年,731部队在中国浙江、湖南等地用鼠疫菌和霍乱菌混入当地军民的食物中,杀害中国居民。但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
  2005年7月19日,东京法院作出二审判决。张礼忠和其他受害者远赴日本进行声援、宣传活动,他还在东京街头散发自己手绘的日本细菌战小册子,向日本民众传播当年日军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。“杀家之仇,不共戴天。受害者要求的是谢罪、赔偿两方面,缺一不可。没有赔偿的谢罪,是虚伪的谢罪。没有谢罪的赔偿,不是真心的赔偿。”

  如今,张礼忠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身体健康,这样才能与日本政府战斗到底。“我现在一不抽烟,二不喝酒,攒钱一是为了收集细菌战的资料,二是为了到日本打官司,要一个公正的判决。我要把身体养好,活到100岁,跟他们斗争到底,等到日本政府向我们赔罪的那一天。”

责任编辑:张岩

  原标题:控诉日军细菌杀人 我不放弃

细菌战受害者经常聚在一起,商讨如何对日诉讼。

  

  

  11月4日,是常德细菌战受害者纪念日。每年的这一天,一群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就会聚集在一起,共同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,商议对日诉讼索赔。70多年前,日军对中国发动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,仅湖南常德,就有超过1.5万人因感染鼠疫而死亡。而今年,前来参加集会的细菌战受害者明显减少。

  “1997年,我们有61位原告参与对日本细菌战的诉讼,现在只剩下21位,2/3的人已经去世了。”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常务副会长徐万智叹息说。70年过去了,细菌战对他们的伤害依然在延续。有人截肢截瘫、终生残疾,有人全家遭戕害,只剩一根独苗。20年间,来自湖南常德、浙江丽水、义乌等地的细菌战受害者开展了对日本的细菌战诉讼,但日本法院却始终拒绝赔偿。但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从未放弃,他们一直在抗争。“日本政府必须承认这段历史并做出赔偿,这件事情我们要世世代代进行下去。”几乎所有的细菌战受害者都态度坚决。

  

  

  

  

  86岁的张礼忠时常回忆起75年前的那个早晨,父亲挑着四弟和五弟的尸体,把他们安葬在郊外的乱坟岗。那种刺心的痛,他一辈子也忘不了。1941年11月4日,日军在常德空投鼠疫菌,张礼忠家中共有6名亲人在两年内丧生。从1998年开始,张礼忠开始搜集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战的罪证。几年走村入户,他整理出一份7643人的受害者死亡名册,成为日军当年在常德实施细菌战的铁证,并被日本法院采用。从1997年开始,日本法院三次判决,都拒绝向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做出赔偿。张礼忠先后6次自掏腰包到日本参加诉讼,并在日本发表演讲,讲述日军当年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。他说,他不会放弃,这是一辈子的战斗。

张礼忠

  

  张礼忠的头发几乎掉光,眼睛眯成一条缝,身材异常瘦削,满脸皱纹写满了沧桑。杂物间,几十捆发黄的材料堆在墙角。这是几万件日军当年用细菌战残害常德百姓的照片和文字材料。75年前,他一家13口在日寇的细菌战中只剩3人,每次说起这些凄惨往事,老人都会伤心得好几天吃不下饭。

 

  老人拿着拍摄于1938年的一张全家福给记者看。当时,张礼忠还叫张国珍,6岁,排行老二。当时,他的家中有13口人,还有奶妈、佣人、丫头以及两个学徒,住在常德城区最繁华的高山巷口常清段。父亲张金庭开着一家刻字店,因为有一门刻橡皮图章的手艺,所以家境殷实。“当时我们家有200多平方米,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房间。”

  1939年冬,日军飞机轰炸常德广场,血肉模糊的尸体就放在街口,张礼忠吓得晚上不敢回家。1940年5月,日军飞机在常德投放燃烧弹,整条街火光冲天,他家的房子也烧成了灰烬。

  “天不怕,地不怕,就怕飞机拉粑粑(扔炸弹)”,这是张礼忠儿时唱得最多的歌。1941年的一次轰炸中,张礼忠的左边小腿被一块弹片炸伤。老人指着左边腿上一个梅花状的疤痕说。当天下午,警报解除后,街上的墙上血肉模糊,电线杆上到处都挂着人的五脏六腑和手、脚,防空洞里也有很多尸体,恶臭不堪。当时没有东西消毒,他随手抓起一把烟丝包扎,后来伤口感染化脓,双腿烂掉,医生甚至让他去截肢。直到1950年,他的双脚才痊愈。

  1942年4月的一天,两个弟弟开始发高烧。父亲请来一个郎中,郎中说是鼠疫。第二天先后死亡。“我眼睁睁看着他俩身体抽筋,一点点在我面前断气。”张礼忠泣不成声。奶奶用毛巾捂着嘴哭,都咳出血来了,生怕被保长、甲长知道,拉去火烧。第二天清早,父亲把两个弟弟放在两个箩筐里,伪装成睡觉的样子,上面盖着一层衣服。两具尸体放在一个木匣子,因为匣子太小,四弟的手还露在外面。

  

  祖母悲痛欲绝,到这一年冬天也病故了。祖父也于1943年9月感染鼠疫病故。

  当时家中还有一位40岁的奶妈,1943年常德会战时,所有人都在撤退,而她无家可归,要求留下帮张家看守老屋。一个月后,日军败走。张礼忠和父亲回到家,房屋尽毁,奶妈死在门外的土洞旁,尸体开始腐烂,裤子已经被扒掉,身上也有刀伤,显然是被日寇强奸后杀害。张礼忠哽咽得说不出话来,他双手捂脸,泪水从指缝中滑落。

  两年内死了6口人,房屋两次被烧光,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父亲也承受不了这种巨大的打击,成了植物人。1944年秋,他在逃难途中病死,时年43岁。此时,一个13口的人家,只剩下母亲、大哥张国彦和张礼忠三人。但父亲去世时哥哥只有15岁,还没有掌握父亲刻字的技术,怎么能养活一家人呢?母亲只好带着张礼忠哥俩到一个远方表叔的船上做工,当起了纤夫。大哥最终因为无人照料,得病后到处乞讨,1948年去世,时年仅19岁。“3年之间我家7口人被毒杀,现在只剩下这一张照片了。”说罢,又是一阵痛哭。

  “当时死一个人就像死一只鸡那样平常。”张礼忠说,镇上的两家棺材铺本来还有不少存货,鼠疫发生后两三天就把存货卖光了。后来死的人就只好用棉被、草席包着,抬到乱坟岗埋掉。后来埋人的地方都没有了,只要往黑瓦窑里塞,黑瓦窑满了就往枯井里塞,枯井塞满了就往河里扔。

  一开始,张礼忠家中有人死亡,还要请和尚、道士到家中做法事超度。到后来,因为死人太多,和尚、道士都不敢下山了。

  在西洞庭湖,有个大湖名叫毡帽湖,很多贫苦老百姓在湖边搭上临时窝棚,开荒种菜。但1941年11月4日清晨,装载着鼠疫细菌的炸弹在快要飞抵常德前,飞行员在检查投弹装置时,落了一枚细菌弹到洞庭湖中。毡帽湖柴山里的老百姓由于与世隔绝,不知道湖里掉下了细菌炸弹。有人划船到周家店、石公桥卖鱼时感染了鼠疫,带回了柴山村。

 

 

  1998年初,张礼忠从电视上知道了细菌战受害者要向日本索赔的消息。第二天他就写报告要求加入。一开始,儿子对此并不支持,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,索赔没有意义。但老人性格倔强,坚决要去当志愿者。

  张礼忠去走访时,很多细菌战幸存者嫌麻烦,也怕惹麻烦,都不愿意参与。细菌战受害者分布非常分散,他听说一个镇上有个道士当年专门给死者家里做道场,于是便找到他,顺藤摸瓜找出一连串当年的死者名单。66岁的张礼忠像小伙子一样骑自行车,每天穿梭在偏僻的山村。最多一天要骑100多公里。有时天气太晚,来不及回家,他就和志愿者们露宿在农户家中,顺便向他们打听线索。每天充饥的食物是自带的干粮,顶着酷暑,冒着严寒,走村入户座谈。

  由于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民间组织,张礼忠的所有花费都从退休金中支出。从1998年3月至2007年3月的10年间,他自掏腰包5万多元。有一些细菌战受害者瘫痪在床,无人照料,张礼忠有时也会接济一下。20年间,老人用在调查日本细菌战证据上的花费达10万元。

  最终,一份详细的细菌战死亡者名单,成为对日诉讼的铁证之一,被日本律师团、法庭所确认。据张礼忠调查,在常德,细菌战直接死亡的中国军民有7643人,大概有1.5万名常德平民在这场灾难中丧生。

  如今,岁数大了,张礼忠最大的担忧就是随着细菌战受害者陆续去世,这段历史会被人遗忘。最近几年,小学都没有读完的他出了两本书,记录这段历史,其中一本叫《铁证如山 不容抵赖》。每次孙子们回家吃饭,张礼忠就讲那段历史,“不管他们感不感兴趣,都要往他们耳朵里灌。”

  20年间,张礼忠先后6次前往日本参与诉讼,对日诉讼的每个时间点他都记得。1997年,常德部分细菌战受害者的61名原告,在日本友好人士的帮助下,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,经过5年27次开庭,终于做出一审判决。法院认定,1940年到1942年,731部队在中国浙江、湖南等地用鼠疫菌和霍乱菌混入当地军民的食物中,杀害中国居民。但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
  2005年7月19日,东京法院作出二审判决。张礼忠和其他受害者远赴日本进行声援、宣传活动,他还在东京街头散发自己手绘的日本细菌战小册子,向日本民众传播当年日军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。“杀家之仇,不共戴天。受害者要求的是谢罪、赔偿两方面,缺一不可。没有赔偿的谢罪,是虚伪的谢罪。没有谢罪的赔偿,不是真心的赔偿。”

  如今,张礼忠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身体健康,这样才能与日本政府战斗到底。“我现在一不抽烟,二不喝酒,攒钱一是为了收集细菌战的资料,二是为了到日本打官司,要一个公正的判决。我要把身体养好,活到100岁,跟他们斗争到底,等到日本政府向我们赔罪的那一天。”

责任编辑:张岩

  原标题:控诉日军细菌杀人 我不放弃

细菌战受害者经常聚在一起,商讨如何对日诉讼。

  

  

  11月4日,是常德细菌战受害者纪念日。每年的这一天,一群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就会聚集在一起,共同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,商议对日诉讼索赔。70多年前,日军对中国发动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,仅湖南常德,就有超过1.5万人因感染鼠疫而死亡。而今年,前来参加集会的细菌战受害者明显减少。

  “1997年,我们有61位原告参与对日本细菌战的诉讼,现在只剩下21位,2/3的人已经去世了。”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常务副会长徐万智叹息说。70年过去了,细菌战对他们的伤害依然在延续。有人截肢截瘫、终生残疾,有人全家遭戕害,只剩一根独苗。20年间,来自湖南常德、浙江丽水、义乌等地的细菌战受害者开展了对日本的细菌战诉讼,但日本法院却始终拒绝赔偿。但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从未放弃,他们一直在抗争。“日本政府必须承认这段历史并做出赔偿,这件事情我们要世世代代进行下去。”几乎所有的细菌战受害者都态度坚决。

  

  

  

  

  86岁的张礼忠时常回忆起75年前的那个早晨,父亲挑着四弟和五弟的尸体,把他们安葬在郊外的乱坟岗。那种刺心的痛,他一辈子也忘不了。1941年11月4日,日军在常德空投鼠疫菌,张礼忠家中共有6名亲人在两年内丧生。从1998年开始,张礼忠开始搜集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战的罪证。几年走村入户,他整理出一份7643人的受害者死亡名册,成为日军当年在常德实施细菌战的铁证,并被日本法院采用。从1997年开始,日本法院三次判决,都拒绝向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做出赔偿。张礼忠先后6次自掏腰包到日本参加诉讼,并在日本发表演讲,讲述日军当年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。他说,他不会放弃,这是一辈子的战斗。

张礼忠

  

  张礼忠的头发几乎掉光,眼睛眯成一条缝,身材异常瘦削,满脸皱纹写满了沧桑。杂物间,几十捆发黄的材料堆在墙角。这是几万件日军当年用细菌战残害常德百姓的照片和文字材料。75年前,他一家13口在日寇的细菌战中只剩3人,每次说起这些凄惨往事,老人都会伤心得好几天吃不下饭。

 

  老人拿着拍摄于1938年的一张全家福给记者看。当时,张礼忠还叫张国珍,6岁,排行老二。当时,他的家中有13口人,还有奶妈、佣人、丫头以及两个学徒,住在常德城区最繁华的高山巷口常清段。父亲张金庭开着一家刻字店,因为有一门刻橡皮图章的手艺,所以家境殷实。“当时我们家有200多平方米,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房间。”

  1939年冬,日军飞机轰炸常德广场,血肉模糊的尸体就放在街口,张礼忠吓得晚上不敢回家。1940年5月,日军飞机在常德投放燃烧弹,整条街火光冲天,他家的房子也烧成了灰烬。

  “天不怕,地不怕,就怕飞机拉粑粑(扔炸弹)”,这是张礼忠儿时唱得最多的歌。1941年的一次轰炸中,张礼忠的左边小腿被一块弹片炸伤。老人指着左边腿上一个梅花状的疤痕说。当天下午,警报解除后,街上的墙上血肉模糊,电线杆上到处都挂着人的五脏六腑和手、脚,防空洞里也有很多尸体,恶臭不堪。当时没有东西消毒,他随手抓起一把烟丝包扎,后来伤口感染化脓,双腿烂掉,医生甚至让他去截肢。直到1950年,他的双脚才痊愈。

  1942年4月的一天,两个弟弟开始发高烧。父亲请来一个郎中,郎中说是鼠疫。第二天先后死亡。“我眼睁睁看着他俩身体抽筋,一点点在我面前断气。”张礼忠泣不成声。奶奶用毛巾捂着嘴哭,都咳出血来了,生怕被保长、甲长知道,拉去火烧。第二天清早,父亲把两个弟弟放在两个箩筐里,伪装成睡觉的样子,上面盖着一层衣服。两具尸体放在一个木匣子,因为匣子太小,四弟的手还露在外面。

  

  祖母悲痛欲绝,到这一年冬天也病故了。祖父也于1943年9月感染鼠疫病故。

  当时家中还有一位40岁的奶妈,1943年常德会战时,所有人都在撤退,而她无家可归,要求留下帮张家看守老屋。一个月后,日军败走。张礼忠和父亲回到家,房屋尽毁,奶妈死在门外的土洞旁,尸体开始腐烂,裤子已经被扒掉,身上也有刀伤,显然是被日寇强奸后杀害。张礼忠哽咽得说不出话来,他双手捂脸,泪水从指缝中滑落。

  两年内死了6口人,房屋两次被烧光,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父亲也承受不了这种巨大的打击,成了植物人。1944年秋,他在逃难途中病死,时年43岁。此时,一个13口的人家,只剩下母亲、大哥张国彦和张礼忠三人。但父亲去世时哥哥只有15岁,还没有掌握父亲刻字的技术,怎么能养活一家人呢?母亲只好带着张礼忠哥俩到一个远方表叔的船上做工,当起了纤夫。大哥最终因为无人照料,得病后到处乞讨,1948年去世,时年仅19岁。“3年之间我家7口人被毒杀,现在只剩下这一张照片了。”说罢,又是一阵痛哭。

  “当时死一个人就像死一只鸡那样平常。”张礼忠说,镇上的两家棺材铺本来还有不少存货,鼠疫发生后两三天就把存货卖光了。后来死的人就只好用棉被、草席包着,抬到乱坟岗埋掉。后来埋人的地方都没有了,只要往黑瓦窑里塞,黑瓦窑满了就往枯井里塞,枯井塞满了就往河里扔。

  一开始,张礼忠家中有人死亡,还要请和尚、道士到家中做法事超度。到后来,因为死人太多,和尚、道士都不敢下山了。

  在西洞庭湖,有个大湖名叫毡帽湖,很多贫苦老百姓在湖边搭上临时窝棚,开荒种菜。但1941年11月4日清晨,装载着鼠疫细菌的炸弹在快要飞抵常德前,飞行员在检查投弹装置时,落了一枚细菌弹到洞庭湖中。毡帽湖柴山里的老百姓由于与世隔绝,不知道湖里掉下了细菌炸弹。有人划船到周家店、石公桥卖鱼时感染了鼠疫,带回了柴山村。

 

 

  1998年初,张礼忠从电视上知道了细菌战受害者要向日本索赔的消息。第二天他就写报告要求加入。一开始,儿子对此并不支持,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,索赔没有意义。但老人性格倔强,坚决要去当志愿者。

  张礼忠去走访时,很多细菌战幸存者嫌麻烦,也怕惹麻烦,都不愿意参与。细菌战受害者分布非常分散,他听说一个镇上有个道士当年专门给死者家里做道场,于是便找到他,顺藤摸瓜找出一连串当年的死者名单。66岁的张礼忠像小伙子一样骑自行车,每天穿梭在偏僻的山村。最多一天要骑100多公里。有时天气太晚,来不及回家,他就和志愿者们露宿在农户家中,顺便向他们打听线索。每天充饥的食物是自带的干粮,顶着酷暑,冒着严寒,走村入户座谈。

  由于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民间组织,张礼忠的所有花费都从退休金中支出。从1998年3月至2007年3月的10年间,他自掏腰包5万多元。有一些细菌战受害者瘫痪在床,无人照料,张礼忠有时也会接济一下。20年间,老人用在调查日本细菌战证据上的花费达10万元。

  最终,一份详细的细菌战死亡者名单,成为对日诉讼的铁证之一,被日本律师团、法庭所确认。据张礼忠调查,在常德,细菌战直接死亡的中国军民有7643人,大概有1.5万名常德平民在这场灾难中丧生。

  如今,岁数大了,张礼忠最大的担忧就是随着细菌战受害者陆续去世,这段历史会被人遗忘。最近几年,小学都没有读完的他出了两本书,记录这段历史,其中一本叫《铁证如山 不容抵赖》。每次孙子们回家吃饭,张礼忠就讲那段历史,“不管他们感不感兴趣,都要往他们耳朵里灌。”

  20年间,张礼忠先后6次前往日本参与诉讼,对日诉讼的每个时间点他都记得。1997年,常德部分细菌战受害者的61名原告,在日本友好人士的帮助下,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,经过5年27次开庭,终于做出一审判决。法院认定,1940年到1942年,731部队在中国浙江、湖南等地用鼠疫菌和霍乱菌混入当地军民的食物中,杀害中国居民。但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
  2005年7月19日,东京法院作出二审判决。张礼忠和其他受害者远赴日本进行声援、宣传活动,他还在东京街头散发自己手绘的日本细菌战小册子,向日本民众传播当年日军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。“杀家之仇,不共戴天。受害者要求的是谢罪、赔偿两方面,缺一不可。没有赔偿的谢罪,是虚伪的谢罪。没有谢罪的赔偿,不是真心的赔偿。”

  如今,张礼忠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身体健康,这样才能与日本政府战斗到底。“我现在一不抽烟,二不喝酒,攒钱一是为了收集细菌战的资料,二是为了到日本打官司,要一个公正的判决。我要把身体养好,活到100岁,跟他们斗争到底,等到日本政府向我们赔罪的那一天。”

责任编辑:张岩

江苏治疗癫痫要花多少钱
城市相册
栏目精选
每日看点
重庆正事儿
本网原创
010070150010000000000000011117101121215638